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8226;F#8226;史普博所言，管制是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48]具体规制强调的是微观性，具体的规制对象是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这与宏观调控强调宏观性的特点截然不同，二者在研究的方法和侧重点等方面都必然存在较大差异。
公众并非区域合作协议的缔结主体，并未作出承诺。宪法第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三项条件，是通过文字或姿态或其他标志的相应表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社会信用。实定法不限于宪法和制定法，还包括判例法。第三，它是缔约州按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二、区域合作协议的拘束可能性 （一）法律效力和法律实效 凯尔森把法律效力区分为应然效力和实然效力。
[30]同注[2]，第76、77页。[27]我国的区域合作协议，事实上也是通过组织法机制得以实施的。虽然我国级别越低的政府，财政状况往往越艰难，也越需要通过发债弥补财政缺口。
当法国出现地方政府不能清偿到期地方债券时，由省长直接执政，原地方政府或地方议会宣告解散，其债务由中央政府先代为清偿，待新的地方议会和政府经选举成立后，通过制定新的增税计划逐步清偿原有债务和中央政府代为清偿的垫付资金。如果税收已能提供充足财政收入，自无举债之必要，此时若发行地方债则属于地方政府财政权滥用。中国被认为实行的是财政联邦制，但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却无发债权。第六，地方债的程序约束。
同时，必须保证合理的审查时间。第六，地方债的责任形式不同于私债。
有学者认为分税制的目的……就是要将大量的资源和财力集中于中央政府。质询权，即国务院有权就草案内容要求地方政府陈述理由或提交详细方案，地方政府必须在法定时间内答复。宪法意义上的财政是国家为履行其公共职能而取得、管理与使用财产过程中形成的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财产关系。地方政府虽然也拥有一定财产，但这些财产与其公共职能紧密联系，失去它们政府将无法履行公共职能，因此不可能用来清偿债务。
这表明地方政府财政短缺问题已十分严重，地方债成为舒缓财政困难的重要途径，却为我国现行法律所禁止。参见王绍光：《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的政治逻辑》，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私人举债所得资金一般用于维持生活、生产或者扩大再生产，其使用范围十分宽泛，通常还可以在获得资金后酌情改变具体用途。[8]See Richard Briffault， Foreword: The Disfavored Constitution: State Fiscal Limits and State Constitutional Law， Rut-gers L. J.，Summer 2003. [9][澳]布伦南、[美]布坎南：《宪政经济学》，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
单一制国家一般较为重视国家权力之统一，认为地方权力源于中央承认或授予，但也呈现出逐步扩大地方自主权的趋势。[26] 三、地方债的宪政机理 地方债的宪政机理具体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即政府与公民以及中央与地方。
本级地方人大审议阶段，主要包括审查与表决程序。一个特别能揭示地方债与征税之间关联的实例是：美国各州与地方政府19世纪20、30年代为建设公路、运河以及铁路大肆举债，结果导致1837年出现了一波增税还债的浪潮。
日本地方各级政府依据地方自治，具有完全独立的预算权，自主编制和执行本级预算。地方事务难以或不宜由中央管辖时，便应赋予地方适度的事务自主权。但我国地方债的出现是地方财政困窘所迫，而且是破解地方财政危机的不得已选择。第三，隐性债务具有极高风险，一旦出现清偿危机，地方政府并无合法途径解决，只能选择由地方财政承担，或由银行等国有企业承担，或求助于中央财政。而在不同的宪政体制，以及同种宪政体制的不同发展阶段，人们对地方政府是否享有举债权却各执一端。[21]See David Hume， On Public Credit（1752），reprinted in Hume: Political Essays 166， 174 （Knud Haakonssen ed.，1994）。
当收入来源不足以偿付时，地方政府可以提高税率或收费比率。[4]除非地方债用以投资的是一些收费性的公共建设项目，如收费公路等。
其中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之处：首先必须明确监督程序，特别是应设置审计监督。一般认为，合理的税收应当是缴纳税款的金额与纳税人的财产、收入正相关，即富人承担更多公共负担。
而地方债却可能与之背离：穷人没钱购买足量地方债，以其利息抵消未来所须付出的税款，富人甚至有机会通过购买地方债赢利。法律控制 【全文】 国务院审计署2011年公布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已经高达10万亿元，一些地方政府负债率高达300%以上。
凡地方人大已规定用途不得改变或限制改变之后的使用范围，在地方人大闭会期间，其常委会必须遵守。地方可否举债不能作出当然解释，全赖宪法及法律实际规定。参见财政部预算司：《国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经验比较与借鉴》，载《经济研究参考》2008年第22期。因此地方财政危机绝非可以忽略的现象，[22]它隐藏着巨大的经济与政治风险，破解我国地方财政困局具有紧迫性。
至2003年法国修改宪法时，新宪法已经改变了法兰西共和国的自我定义，称法兰西共和国为分权型共和国。第一，由于缺乏相应法律依据，地方各种形式的举债行为实际上都不具备合法性，属于权力滥用。
国债的发行已成现代国家的普遍现象，宪法上是否允许，除具有学术上的旨趣外，已经不具有现实意义。除非地方债投资长期公共服务，否则即有代际不平等问题。
实践中地方债的用途一般受建设公债原则的支配，即地方公债禁止用于日常开支，而只能用于区域性公共建设。[43]可见法国注重行政控制，而美国则接近市场模式。
这类地方债在一些国家被称为收益债券。作为债权人的私人具有不确定性与流动性。若仍无效果则依照联邦破产法，由发债政府提出和解协议并提出自愿破产请求。表决应以不记名方式进行，且因公债……为重大事项，不能以简单多数通过，需经加重多数之条件，[38]即必须经本级人大2/3以上多数表决通过。
[34]唯有法国对地方债发行层级稍有要求，只允许省级以上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债券。即使作为债务人的政府，其组成也会随着任期制而不断更换。
【中文关键字】地方债。第四，控制地方债的使用范围。
二、地方债的制度功能 传统国家中，政府依靠征税即可满足正常的开支需求，无举债之必要。因此地方债对社会与经济秩序的安全和稳定价值显得尤为重要，不合理性则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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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需要用委托思维来弥补。
尤其在2001年《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改后，各民族自治地方修改完善了自治条例，并出台大量的单行条例，从而使民族区域自治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
要加强宪法实施，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和宪法解释机制，树立宪法权威。
目前相关研究已经揭示了中国法院的政治性功能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体现：其一是通过司法审查形成对立法和行政的监督和约束。
但在关系契约学说看来，每一个契约，……除了物品的交换外，都交涉到关系。